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
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
是的！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惊艳的一句话。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著名逻辑学家哥德尔说的：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以及超越这种事愿分离的努力。
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句：如果事与愿不违，那么，肯定是某些环节、逻辑或计算出了问题。除非天随人愿，或者人们愿意“顺其自然”，否则，人生就必然是不完美的。
叔本华曾经说过一句令很多人接近绝望的名言，他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欲望得到满足就无聊，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而人生最后的结局又是死亡，所以说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
但哥德尔上面的那句话，改写了叔本华的悲观。哥德尔是积极的：正是事与愿违，所以世界不会为某个人的念想而终止其无尽前景，诸如科学、宗教、政治等等人类活动，就可以不断地“游戏”下去，而且，可以有更好的“玩法”，而不会一成不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过更加积极、快乐的人生。
哥德尔的著名，在于以其名字命名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在了解这个定理之前，先看一个关于他的著名的逸闻。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数学知识可能不足以完全理解“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但下面的这个逸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逸闻有好几个版本，这里选择抄录施展的新书《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因为他对这个故事添加了自己的政治学解释。
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关于提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著名学者哥德尔的。他从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到了美国，当爱因斯坦陪他去移民局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移民官听说哥德尔来自纳粹统治下的地方，便自豪地说：“幸好我们美国有完美的宪法，保障了我们绝不会落入法西斯政权。”哥德尔马上反驳：“恰恰相反，我发现了美国宪法的漏洞，证明了它是会导向法西斯政权的。”幸亏爱因斯坦岔开了话头，才没让哥德尔申请国籍的事情遇到麻烦。
哥德尔是逻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我们可以充分信任他对美国宪法所做的逻辑梳理，就是说它确实有导向法西斯政权的潜在可能性。但为什么这没有变成现实呢？不仅美国，为什么大部分现代国家都没有堕入法西斯政权呢？
答案在于，现代国家虽然没有了来自“经”的外在标准的制约，但是在宪法之外另有制约机制，制约着宪法中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制约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强大的社会，一个是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 |
哥德尔认为民主也可以导致法西斯。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哲学家，如阿伦特、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在政治哲学上的全面论证。例如阿甘本说：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民主和独栽可以诡异地结合在一起。现代“生命政治”所导致的人为的区隔，制造了无数灾难。
可以说，人类的乌托邦梦想，跟知识、真理崇拜，与“权力=真理”的迷狂，是分不开的。按照沃格林的说法，就是启蒙理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疯狂；在宣告“上帝已死”之后，“人”以为自己可以取代“神”的位置。但很遗憾，如果我们多了解一点“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人类就不会这么自信了。
关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及其意义，有各种表述。这里选择一些启发性比较强的。
哥德尔（Kurt Godel）证实，一组原理永远不可能靠它本身成立；若要显示其一致性或无矛盾性，必须用外界另一组陈述才行。于是证明“哥德尔定理”，一个内部无矛盾、自和谐的世界，根本便属匪夷所思的想象了。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
这句话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也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的正确的观点都是能被证明的。泾渭分明的对错，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不存在的。人类能够做的，似乎只有相互理解、妥协——但必须依靠司法而不是暴力。
几乎所有的数学陈述都是不可判定的：既不能证明它们为真，也不能证明它们为假。它们每一个都是要么真要么假，但没有办法用大脑或计算机之类的物理对象来发现哪个真哪个假。物理规律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狭窄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窥见抽象世界。
所有不可判定的陈述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无穷集有关。
——戴维·多伊奇《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 |
上面的说法表明，人类永远无法获得那个看起来完美的无穷集。人的处境都是现实的。但这当然不排除，人可以怀抱一些梦想。但这个抽象世界又必须落地，不能悬在空中。
海森伯的测不准定理表明我们认知和预测事物物理状况的能力有本质性的局限，还使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可能归根到底是非理性的和混沌的自然——至少，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十分有限，我们不可能知道它的情况不是如此。这项发现标志着物理学家古老梦想的破灭，他们为纯粹理性偏见所激发，以为实在必定可以完全彻底地预测到。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我们并不能够同时认知一切事物。
哥德尔的发现却表明，即使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在理性似乎万能的这一领域，人也不能逃避他的本质的有限性：他构建的每个数学体系都注定是不完全的。哥德尔表明数学包含着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决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体系。换言之，这意味着数学决不能转交给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它将永远是未完成的，而这样一来，数学家——构建数学的人——就将永远有事干。人的因素超出机器：数学像人的任何生活一样永远是未完成的。
海德格尔1927年发表了他的《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忧郁、严谨的沉思。同一年，海森伯把他的“测不准定理”献给了世界。1919年，数学家斯科尔姆发表了一条定理（现在有些数学家认为它几乎堪与哥德尔的媲美）：即使基本数系也不能无条件地公理化。1931年，哥德尔的划时代的发现问世了。当这些事件这样蜂拥而至，当它们在时间上发生得如此接近，又相互独立且在不同领域，我们就不禁会得出结论说，它们并非纯粹“无意义”的巧合，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征兆。整个时代精神似乎趋于一个方向。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
这个“时代精神”是什么呢？《非理性的人》写道：回复到源头上去；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复到事物本身”；重新回到真实，抛弃现成的预想与空洞形式——这些就是这个历史阶段借以展现自身的一些口号。
回到源头，意味着历史需要不断被重新认识。包括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要重新加以审视。这让我想起了阿甘本的语言观。他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探讨了如何恢复人类经验：幼年恰恰是颠倒的引擎，将纯粹的前巴别塔时代的语言转化为人类话语，把自然转化为历史。
阿甘本认为，语言塑造着个人的主体性和意识。而语言又是一种可以不断否定的东西。通过语言的否定性，人性、自由、民主、人权，就不再是“神圣性”的大词，而回到了污浊的生活，以及孩子般的“嬉戏”。
德尔菲神庙遗址，据说神谕之一是“认识你自己”
1920年罗素给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是元语言观念在现代的第一次明确描述，已经点明层控关系是元语言的根本：“每种语言，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但是可以有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
他的意思是元语言可以分成多层，每一层元语言的结构无法自我说明，只能作为对象语，靠上一层元语言描述。塔斯基认为，上一层元语言，总是比下一层的对象语言“本质上更丰富”。
扩大言之，任何意义系统之所以是一个系统，正是因为它无法自我解释。一个意义系统如果是“完整”的，就不能自我解释，如果能自我解释，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哥德尔的“不完整定律”（Gödel's Theorum）说明“一个描述系统是自洽的，那它就是不完备的；一个描述系统是完备的，那它就是不自洽的”，这是现代“元意识”的最清晰表述。
既然没有一个结构本身能自洽，元语言结构的诸种不完整之处，各种矛盾、模糊、冲突、悖论，只有靠再上一层的元元语言来解决。如此理解元语言，元语言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因为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
这段话，说明了语言的局限性。一种语言，只能通过另外的语言，才得以被更好地理解。这至少说明了，意识形态语言一般都是漏洞百出的。人类也很难通过知识、理性，为自己确立一个终极理想。《庄子》说：“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意思是，世界上的知识是学不完的，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终极真理，你用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吃人”的工具，或者幌子。
这就是主体所处的困境——确切而言，这一困境也给了主体以生命：吃或被吃。除非，它可以在自己的技能库中划上一道“斜线”，打破这一辩证法。我指的是凝视（gaze），一种不再以食欲考量他人的态度。
人类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也知道选择的结果决定了其主体性的“权重”(weight)：选择吃而非看，主体便会扩张；选择看而非吃，为他人留足生存所需，主体就会缩减。
——埃斯波西托《非政治的范畴》 |
政治不应该是吃或被吃的关系。《非政治的范畴》这本书，站在政治的边界，以消极的方式思考政治：探寻在政治神学和现代去政治化之外的另一政治维度“非政治”的可能性。
“非政治”以驻足于诸政治边缘的方式进入政治的核心。它既非对政治抱有敌意、以否定姿态进行政治运作的“反政治”，亦非从政治中抽身、处于中立并对政治冷漠相待的“无政治”。“非政治”不摒弃政治，而是在诸政治范畴的边界之外思考政治；它不是同政治的分割，而是作为分享的政治；它警惕一切二元论倾向，试图在一个超越性的批判视阈中言说政治的不可能性：政治之“所非”和政治之“永不能”。
这样的政治观，完全可以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对接。现代“生命政治”将生命的一切都政治化了。但政治，只能通过“非政治”得到合理、合法的解释。埃斯波西托认为，非政治要求人缩减主体性。的确，现代政治由于高扬“主体性”，而让人成了“反-人”。一方面，政治神学让“人”（教会、国家、真理、权力，各种“人”的载体）取代“神”；另一方面，人又想去政治化，进入一种虚无状态，这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人仿佛成了撒旦化身，最后，所有人都变得千人一面，进入熵增、热寂状态。
所以，“非政治”似乎只能是一种善良愿望，很难成为一种现实主义。人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似乎文明越发达，人类堕落的途径和手段也越来越多。难道真的如哥德尔所说，“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好在他还说了下半句，“以及超越这种事愿分离的努力”。超越这种事愿分离，而不是“解决”掉这种事愿分离。
事与愿违，不是人类所能“解决”掉的。世界上的事情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结局。因为愿望，也是欲望。欲望是无始无终的，除非生命终结了。最终的出路，似乎得从古代印度智慧中寻找。对比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与古印度的“自我知识”，后者无疑更切合当下世界所需，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梵”。现代性的“自我”的“主体性”似乎走到了尽头。人类应该站在更高的生活智慧和境界上。